玄欣田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摘要：从互利合作、共商共赢发展视角，分析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新特征，发现基础设施投资、跨国合作水平、冲突协调机制不健全等是当前国际产能合作中的主要问题；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强化国内外产业联系，以提升东道国产业发展为切入点，加快中外产能合作园区建设，以互利共赢的生产联系夯实跨境产业基础，实行多边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项目，深化国际绿色合作是提升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举措。
“一带一路”战略关注于亚欧非的互联互通，其所倡导的合作方式并非中国单方盈利，而是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国际产能合作方式的选择，既是本国利益和他国福利的同时改善，也决定了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实现的战略纵深。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国际产能合作路径的构建应着重关注传统优势产能弱化态势的改善与新兴发展方式的构建，和以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为发展引擎的新兴产业优势的高效培育。在客观分析当下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态势的基础上，探析其表现出的主要矛盾，进而客观、科学选择未来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一、“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新特征
（一）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了中外新兴产业的开发
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既有以轻工等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有以水泥等为代表的富余产能优势产业，又有在高铁、电力、大型通信网络等装备制造业领域和多晶硅、光伏、风能和核电等形成了较强竞争力的产业。截止2016年底，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40多份合作协议，与20多个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实现制度化运作，与36个国家建成了77个合作区。201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01.1亿美元，流向制造业的投资31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6.7%，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178.6亿美元，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57.5%，占同期总投资额的10.5%。有效推动了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外新兴产业的开发，比如，雅万高铁是中国从技术标准、装备制造，到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等全方位“走出去”的首个项目；中老铁路、匈塞铁路、瓜达尔港建设、中英核电项目、中越光伏项目、中俄原油管道复线工程、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建设，以及南方电网在老挝的高压电网建设中，都直接应用了自主技术与管理标准，促进了加工制造和技术研发等领域跨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实施，加快了国内相关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带动中国铁路、电力等优势行业的技术和标准“走出去”，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带动了相关国家的新兴产业发展。
（二）“合作共赢”理念拓展了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发展空间
“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中强化了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对接与分工合作，极大地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2]据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全年我国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562.7亿人民币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16年我国海外并购类投资额累计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7.3%，在东道国上缴各种税费达到26.7亿美元，实现产值702.8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21万个，在国内产能的国际转移的过程中，为合作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2016年底，我国已经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27个亚非国家签订了国际产能合作文件，《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和《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呈现了我国与东盟十国和湄公河五国在有关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和规划、信息沟通和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入对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的设立既是中俄两国非能源产业跨国投资合作的协调机制，也是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深入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是我国产业国际发展空间拓展的努力成果，也是合作双赢效果不断提升的现实表现。
（三）国际产能合作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不断提升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5-2016年11年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数量实现了从150次到742次的跃升，交易金额也最初的65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2209亿美元。仅2016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额在全球跨境并购总额中的占比就达到16%，交易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更是高达40项；其中，对美投资增加迅速2016年度并购交易已达456亿美元。根据Zephy全球并购数据库统计，2012年中海油斥资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直接刷新上限；2016年2月3日中国化工更是以430亿美元实现对先正达100%控股，成为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完成的最大海外并购。2016年中企海外并购案中，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仍占主导地位，工业和零售行业跻身三甲，分别占据18%和14%的市场份额，交易金额分别为219亿美元和163亿美元；2016年，国内旅游业也通过投资并购做大做强，以携程为例，其2010年、2015年分别收购香港永安和Travelfusion多数股份，2016年11月又以120亿人民币收购全球旅游搜索企业天巡公司。高科技行业2016年上半年的并购交易额也达到253亿美元，较2015年的159亿美元增长近100亿美元。这均表明我国企业在强化自身实力的同时，经过多年实践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际经验，初具在全球布局产业链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四）国际产能合作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性不断提升
我国国际产能合作规模和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形成了国内比较优势行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比如，发展壮大高端装备、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是我国“十三五”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水力、风能和光伏发电已居世界首位，核电装机全球第一；通过深化国际合作，金风科技和特变电工等中企在哈萨克斯坦的风电项目成为中哈新能源合作的典范；2017年初天合光能在越南投产的光伏电池项目成为中越产能合作的新亮点；中国与刚果（金）在水电建设领域的合作逐步推动形成了中非产能合作的新高地。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中国企业发起对外投资并购涉及73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包括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科学研究服务、信息传输等行业，项目总数742起，交易额达到1072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投资实现310.6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较2015年的12.1%上升6.2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总投资额253.1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较2015年的4.9%上升了7.1个百分点，且2016全年在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带动设备材料出口133亿美元，亚吉铁路、中巴经济走廊等一批国际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成功实施。国际产能合作中实体经济与新兴产业备受关注，这对推动中国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全球价值链布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当前我国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
（一）基础设施投资仍是制约价值链延伸的主要“短板”
在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五通”中，资金融通始终是“一带一路”区域内面临的瓶颈，而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在2010-2020年的10年间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18948亿美元；尤其是对欠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与饮用水的改善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预计10年共需投资近7626亿美元，占总需求的6.41%；港口、铁路和机场的新增建设资金需求与维护资金需求相对较小，三者合计占总需求比重约为1.05%。而与这一庞大资金需求量大不对称的是区域内金融供给力量却极其薄弱，这就意味着未来需要改善货币种类和跨境合作不协调现状，在“一带一路”区域内进一步构建相对完善的区域货币稳定体系、信用体系和投资融资体系，以强化区域内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以便更好的服务于经贸合作项目、通道建设和枢纽建设。
（二）“一带一路”区域内贸易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总额约为9535.9亿美元，在我国整个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为25.7%，较上一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向沿线国家出口自2011年以来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仅2016年就向沿线国家出口5874.8亿美元，达到近年来的高位。但相较于欧盟、NAFTA以及东盟合作而言，“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经贸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始终以一般贸易为主，占比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61.5%上升至2016年的63.5%；加工贸易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26.0%降至20.1%；从进口看，一般贸易也是中国自沿线国家进口的主要贸易方式，虽然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截至2016年其占比仍高达55.7%；2016年中国自沿线国家出口最多的产品为电机电气设备，达1165.9亿美元；进口额最高的产品则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为1109.9亿美元。可以说，我国目前与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仍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相对来说比较弱，尚未形成产能合作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且以核电、发电及输变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等为代表的国内行业到沿线国家发展力度十分有限，这直接弱化了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三）环保标准等制度差异产生的冲突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阻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在法律、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国家环保法律和标准体系两级分化严重，有些国家如孟加拉国、尼泊尔、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因经济发展和环保管理等问题缺乏完整和科学性的环境法规，也有国家的环境标准高于中国，比如俄罗斯的饮用水标准、大湄公河次区域一些国家的水体重金属标准等。中亚、东南亚和欧洲国家有关产能合作的法律、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各不相同，部分国家要求产能合作项目技术要采取欧美标准，关键部件采购要遵守本地原则。如果中国企业对海外的风俗、法律和规章调研不够，没有考量环境保护，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化冲突协调机制，往往导致海外政府、当地居民、媒体的负面评价，甚至别有用心者对中外产能合作的质疑和扭曲。
（四）他国对合作行为的干扰加剧了我国产能转移面临的竞争
“一带一路”战略虽然始终坚持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以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但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国家却认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过多”涉入触动了其利益，采取措施对冲我国产能合作势头。例如，日本积极扩大海外基建项目，计划至2020年使海外基建订单及项目投资收入目标总额达1.68万亿元人民币，承诺2016-2018年间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月379亿元人民币的政府援助；在2015年与蒙古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开展能源合作，并加强政治关系；日本安倍内阁直接将铁道及其相关设备走向海外列为“经济成长战略”支柱，加大对东南亚、南亚铁路项目投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数据显示，在融资“新方式”计划下，截止2016年日本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额连续三年超越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金额较5年前增长2倍增至1809亿美元。在中亚地区，俄罗斯作为传统引领力量，对于中国的战略计划的推行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的开展虽未持反对态度，但却大力推进欧亚联盟，力促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牵制了中国的区域存在。印度对加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计划表现的也并不积极，并提出以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对冲中国的影响。
三、以合作模式创新打造国际产能合作新路径
（一）以提升东道国的工业发展能力为切入点
“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与东道国结成利益共同体，以东道国的工业发展为现实切入点，实现互利共赢，是不断提升国际产能合作水平的重要抓手。东道国发展工业的愿望及其产业优势是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保证，结合我国产业优势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点，尊重当地发展意愿，实现中国和东道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共赢合作，既有利于缓解市场竞争，也有利于构建融入式发展来拓展跨境产业链。比如中国与吉布提的港口建设项目中，只引入吉方迫切需要的产业，在资产公司吉方占大股而在营运公司中方占大股，尊重彼此利益，做大增量，避免存量竞争，成为中非产能合作的典范。具体而言，我国在与他国进行产能合作时应首先了解当地制度特征和产业发展意愿，结合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构建灵活、稳定的产能合作架构；以境外产能合作、技术合作和资源合作等为跳板，在适度竞争背景下实现在东道国市场量与质的扩张；依托国际产能合作，以资源开发为跨境生产链构建与拓展的起点，以尊重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意愿为抓手，通过技术合作、标准输出等促进合作双方的共赢，拓开国际产能合作新局面。
（二）加快中外产能合作的工业园开发
伴随我国产业升级，优势产能将更多的集中于第三产业与新兴制造业，[4]意味着国际产能合作也必须以多元的眼光进行路径规划，结合国家发展目标与东道国发展需求，有效拓展合作范围和领域。加快工业园区开发，要求以市场化的模式建立和运作，结合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实现技术、产业和人力资源的集聚，跨国整合生产要素，推动我国优质产能与当地的合作；以灵活多样的建设主体、跨国投资规模、园区运作模式和园区功能开发来促进园区建设，建设主体可以是东道国政府或企业也可以是我国企业，建设规模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根据地区产业和资源禀赋确定园区功能，比如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建设的宝思德经贸合作区、泰中罗勇工业园都已经成为灵活多样建设园区的典型案例。再者，中外产能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是综合设计、规划、融资、建设、运营、技术和人才培养的综合服务，而非简单的项目建设，通过园区产能合作，有利于中国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输出，也能锤炼国际管理人才，对促进我国国际产能合作、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国家品牌影响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三）推动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产联动发展基础
对于跨境产业链的有效维系来自于国家间产生生产领域的有效互动，对于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化开发更强调同一发展目标下彼此生产流程的联动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强调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贸易互联互通基础上的共同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升区域产业贸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提供了强化产业生产联动发展的动力。未来一方面，应在以资源开发类企业为切入点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与此相关联的设备和零部件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这可有效带动产业链横向拓展，也可加深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顺应生产垂直专业化趋势，在逐步转让自我非竞争优势产业的同时，集中有限资源着重培育自我核心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扩展基础构建生产环节逐步剥离、逐渐强化的转型升级发展道路。不仅如此，还应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强对沿线国家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健全区域合作的供应链、产业链的联动发展机制。
（四）实行多边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项目
目前，在全球经济走势疲软显现的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共商共建、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探索出了共建产业园区、推进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不仅建立起了跨国的商贸网络，有利于开拓第三方市场，共享亚欧互联互通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很多方面尚乏足够的市场经验，尤其在国际竞争的很多领域并不占优势，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产能合作，以两个或多个国家的产业强项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承担大项目协作，形成第三方市场开拓的便利，也有利于中企成长。这种模式十分切合当前阶段的中国发展，通过多边合作，中国可以提供资金和人力要素，输出中国的优质产能，也可以在和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以中德合作为例，基于中德铁路项目的合作备忘录而开展对第三方的工程咨询和设备维护等服务，以及在阿富汗开展的灾害预防和矿业人才培训项目，中德合作在开发第三方市场中已经树立起榜样。通过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我国产能优势、资金优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结合，有助于实现对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也可创新国家间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国际产能合作的协调机制。
（五）深化绿色合作提升国际产能合作水平
生态化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国际产能合作必须以深化绿色合作来不断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水平。在建设中外产业园区和在国外进行投资合作、工程承包等国际经贸活动中，要遵循当地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坚持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合作发展，也要积极传递中国比较先进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标准，比如，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国家，白俄罗斯具有交通和物流枢纽的优势地位。在中白工业园建设中，中白共商确定双赢发展领域，投资5亿美元建设中白商贸物流园并将环保作为园区建设的首要任务，现在中白工业园已经成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另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不是污染产业和落后产能的国际转移，而是依托先进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管理理念，促进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的共享以促进共同发展，以绿色国际产能合作为抓手，从绿色环保产业入手，首先清洁生产和绿色产品供应的国际化，以包容发展、互利共赢和生态化可持续发展观念带动我国优质产能的国际合作，提升国际产能合作水平。
